为书籍的一生

□周禹辰

抓周，这个常常被写进名人传记里的人生片断，也曾发生在我的人生轨迹里，而且当时还抓到了一本书，并由此，母亲欣喜若狂地认为我是个可造之材，坚决果断地辞去小学代课教师的工作。从此，我成了她的“关门弟子”。

稍稍长大一些，听到亲戚们笑谈此事，当时的情景得以复原。我周岁那天，母亲在床上放了一支笔，笔上面压了一本书。放好之后，母亲端坐在床头，把怀里的我放到床上，我环视了一下，蹒跚着爬过去抓起了书……

就这样，母亲给我的人生设置了三个选项，要么抓书，要么抓笔，要么什么也不抓。对于一个周岁大的孩子来说，她视线所及的物品如果不去碰、不去拿，显然是不可能的，除非她的胳膊或者手天生残疾。按照母亲当时摆放的技巧，我若抓一定是抓书，而不可能抓到书下面的笔。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我什么都没抓或者抓到了书下面的笔，那么，我的命运将会被改写。

不管是母亲故意为之，还是我命里缺书注定要穷其一生来填补，总之，我的人生就这样宿命般地与书捆绑在一起。

在母亲“拔苗助长”式的教育之下，五岁的我已经能通读她教学时使用的小学一、二年级语文教材。母亲满意地把我送到学校。当时入学的学龄是八周岁，五岁的我与同班同学相差的不仅仅是年龄，还有个头、心智和兴趣，也就是说，我与班上的同学根本玩不到一块。

工作之后第一次出差是去杭州，我兴奋的一夜无眠。西湖，那是我童年认知中最风花雪月的地方，有神话故事里许仙与白蛇娘娘相识的断桥；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十八相送”的长桥；还有西泠桥，传说中因与阮郁难结秦晋之好，十九岁的苏小小抑郁而终，香消玉殒，葬于西泠桥畔……

成年之后才知道，童年时沉浸其中的这些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原来都是骗人的。但是，正是这些故事与传说给我孤寂的童年生活带来了无限的慰藉和乐趣。

回顾我的人生之路，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阅读、二是写作，前者心想事成、后者一事无成。提到让我气短的写作，我是难为情的，若放到十年前，我一定绝口不提，不说别的，谁还没有个自尊呢！人上了年纪心态有所不同，岁月不仅加重了年龄的砝码，也赋予了我敢于直面现实、承认事实的勇气。好在，我今天要讲的是读书而不是写作。

（一）

加拿大作家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的《阅读史》是一部讨论人类阅读行为历史变迁的百科全书，书的内容在学界始终存有争议。以我粗浅的学识绝不敢妄加评论，我要说的是书中引用的一幅插图。

那是1940年的二战时期，伦敦遭德军轰炸，位于肯辛顿区荷兰屋的图书馆断壁颓垣，三位衣冠楚楚的英国男子，在瓦砾残砖的废墟中立在书架前，镇定自若，心无旁骛，浑然忘我地选看书籍，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这三位绅士展现出来的坦然和淡定一直强烈地震撼着我，让我深刻明白，无论是国破还是家亡，对文明的追求、对知识的渴望永远都在；也无论有多少苦难与厄运，都无法摧毁读书人的精神信念和精神力量。这张黑白插图让我想起了在抗战硝烟中西南联大的南迁，想起了一代学人、一代斯文面对“国难”仍然“弦诵不绝”。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英国作家，他一生著作甚多，最重要是他热爱阅读。毛姆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也许是基于此，我走到哪、往哪走都带着书。两年前，有一次出差，我在机场的候机厅里翻看张曼菱写的《西南联大行思录》。

1937年7月6日，拓扑学奠基人、清华大学的江泽涵教授举家离开北平。江泽涵的儿子江秉权回忆说：“我记得那一次，我父亲、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赶往火车站，父亲提着个箱子，我母亲抱着我弟弟，领着我，我哥哥在一边。仓促逃难，没带什么东西，最重要的是带着我父亲的两本拓扑学，这是他到哪都离不开的。”

无独有偶。作者又在书中写道：“当年闻一多离开北平时，那是在一种愤慨之中，在一种舍弃之中，带着他的孩子和书，几乎是抛家而去。”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鹏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当时平汉线已经不通了，必须从天津走。走津浦线到南京再转船，回到武汉。情况已经特别紧张了，我们家是十九号离开的，仓促得很，父亲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就带了《三代吉金文存》和《殷墟书契前编》两部书，还有他的一些稿子，其余贵重钱财，包括我母亲的首饰等一些值钱的东西一样没带。”

看到这里，在人来人往的候机大厅，我终是情难自禁，潸然泪下。由此我想，国民党为什么失去江山？而只有一百多万军队的共产党在残酷的条件和恶劣的环境下最终取得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新纪元。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说：“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势力，而由于它自己的崩溃。”国民党丢掉大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仅如蒋介石日记中所反省的，党纪废弛、四分五裂、精神涣散、腐败丛生，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国民党内部缺少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革命气节、坚定信仰，还缺少读书人的一片冰心、两袖清风和铮铮风骨。

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振聋发聩的号召，已经回荡了一个多世纪。古往今来的无数事实证明，读书不仅能改变个人的命运，同样关乎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对历史而言如此，对未来而言同样如此。

（二）

早晨上班路上，看到路边电子广告牌上写着这样一句公益广告：厚植文明基因，筑就文明高度，把握文明方向。在中国，城市乡村、大街小巷，关于提升文明素养的公益广告处处可见，文字精练、富有创意、朗朗上口，已经成为了一道文明风景线。

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近些年来，部分国人的道德水平、文明素质出现滑坡，违背公德的负面新闻和事件层出不穷，关于国民素质的讨论不绝于耳。

讲一段乘坐高铁的经历。那是个艳阳高照的初秋，上午九点多，我坐上开往哈尔滨的高铁，去参加一个研讨会。当时特意买张上午的票，计划着到达后先去报到，下午去俄罗斯小镇转转，领略一下秋日里的“俄罗斯风光”。因为现场有个发言，上车后我一直反复修改发言提纲。三人的座位，旁边另外两位是外国男士，俩人坐下后各自看书，偶尔窃窃私语，好像在探讨书中的内容。

车厢里很嘈杂，以为车启动后情况会好转，可是愈演愈烈，有玩扑克的，有喝啤酒的，有大声打电话的，有大人训斥孩子、小孩哭的……坐在我旁边的两个外国男士书有些看不下去了，交头接耳，不停地张望。我也被吵的没了思路，抬起头刚要往后看，两位外国男士一齐望着我说：“It's very lively.”我尴尬地笑一下，不知该说什么，低下头继续改我的发言纲。四个多小时的车程，由于车箱里的闹哄，感觉时间被成倍地拉长了，到达哈尔滨时，我拎着箱子逃离般地下了车。

文明素质不仅体现了个人的综合修养，更是一个国家形象的展示以及文明程度高低的衡量。曾经，中国是世界上最推崇文明礼仪的国家，而时至今日，当国家发展的脚步以大踏步姿态向前迈进的时候，部分国民的素质提升并没有与时代的进步同频共振，反而越来越偏离“礼仪之邦”这个充满历史标志性及厚重感的美称。

“任何一个国家繁荣发展的背后，都离不开深厚的人文力量的支撑，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个民族的阅读水平。”中国作为泱泱大国，人口众多，没有谁要求每位公民都要成为有建树的行业专家，但是我们能不能对自我素养有所要求？读书，理所当然是提升素质的最基本途径之一。读书不仅可以汲取知识的魅力、领悟人生的希望和奋斗的价值，成为知识及精神的富足者；更能提升每位公民的道德水准及个人素质，让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美誉深远长久延续传承。

美国作家保罗•索鲁曾经说：“对我而言，火车旅行都是一种‘借口’，只为了在理想的环境中读一本书。”在2018年全国两会上，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朱永新在提案中提出：“希望高铁不仅能订餐，还能订书。”于是，“高铁阅读”引发全国热议。

在这里我们畅想一下：坐在干净整洁、阳光倾泻的火车上，窗外，一望无际的田野平川、若隐若现的绵延群山随着飞奔列车呼啸而去；车内，人人手握书籍、墨香四溢，处处轻微交谈、悦耳翻书……如此这般，国家就不用一次又一次地把“提升国民素质”“推进全民阅读”写进政府工作报告里了。

（三）

几年前的一个深夜，大学同学李乔阳突然打来电话。他说自己严重失眠，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看了各种医生，用了各种药不见好转。他说自己把读书的习惯弄丢了，已经很多年不摸书了。他还说，每个夜深人静的夜晚，他都有种莫名的恐惧感，觉得自己奋斗半生，却一无所有。他没有了方向，不知道明天该干什么……他的声音里充满无助、惆怅、焦虑。

上大学时，班上同学的家庭条件都一般，谁比谁都富裕不到哪去，也没有名牌可比，大家比什么？比看书多少，比阅读量。当时男生追求女生，阅读量是最有杀伤力的武器。李乔阳是班上几个看书多的同学之一，他最大的特点是看书快。有同学算过，他平均每周能看三本书。而我看书慢也是出了名的，查资料、做眉批、记笔记，常常十来页书就搭上大半天。我对李乔阳看书快很不服气，认为他囫囵吞枣，但每次问书里的内容，他对答如流，某个人物在第几页出场都能说上来。

大学毕业后的第三年，李乔阳辞去工作，南下深圳，在一家房地产报社做编辑。当时的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对我们那一代初出茅庐的大学生的吸引力是非常巨大的。事实证明，过去的四十余年里，深圳这座与生俱来敢为人先的城市也的确成就了一代人的创业梦想和创富传奇。

记得有一天，大学时的女同学打电话给我：“你知道吗？李乔阳发迹赚大钱了，在深圳成立了什么房地产公司，变身房地产老板。”

我一脸愕然。这个消息对于当时还是银行普通职员，正考虑付几成首付购房，是公积金贷款还是商业贷款的我来说确实冲击不小。都是同一天走出校门，仅仅十来年时间，贫富差距就拉开这么大。

接着女同学又说：“才去几年呀，真没想到，他发展那么快，难道看书快的人发财也快吗？”

这句话对我冲击更大，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关系和因果关系推算，以我看书的速度，我这辈子的生活水准往好了想，也就维持在温饱线上。

1998年是中国城市住房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国家正式拉开房改大幕，取消福利分房制度进入商品房时代。此后多年，全国各地房地产开发公司如雨后春笋，并一路高歌猛进。李乔阳如何搭上房地产开发这趟列车，从房地产报编辑成为房地产老板，不得而知，只知道他的生意越做越大，知名度越来越高。在一般人看来，无论从哪个指标体系来衡量，他都能算得上一位“成功人士”。然而，就在这个飘雪的冬夜，他由南致北的电话里却深感无力地诉说着他的“一无所有”。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他的《别走太快，等一等你的灵魂》文章里抛出这样几个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与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精神家园在哪里？我们的信仰是什么？然后他又用一句话似乎对自己的问题做出了统一回答：钱和权，就越来越像是一种信仰，说白了，它们与欲望的满足紧密相联。

人生的过程就是不断追求、奋斗、拼搏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成长、改变的过程，然而，由于在这一过程中羁绊太多，有很多人迷失自我、迷失方向，困顿于灵魂的暗夜、精神的荒芜。其实，人生中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如何在追求奋斗中打开格局与视野，为自我心灵寻找出口和归宿，也就是让自己从简单物质层面修行到精神层面。此时我想，李乔阳需要的是一种“精神救赎”，而我贫乏的人生经验及有限的知识积累并不能给予他有价值的帮助。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说：“高级的精神文化，往往会使我们渐渐达到另一种境地，从此可不必再依赖他人以寻求乐趣，书中自有无穷之乐。”

据说，比尔•盖茨每天都要踏踏实实地看1小时书，每年要读50多本书。他自2014年开始，每年分享自己喜欢的年度好书，并且会附上自己写的读书笔记以及推荐理由。他还特意开了一个博客——“gatesnote”，坚持在博客更新读书笔记。

喧嚣浮躁的当今，有太多的人难以企及的不仅是比尔•盖茨的财富，还有他的文化积淀和精神追求。没有人希望这个社会是个“角斗场”，善良的人们甚至不希望以成败论英雄，但是，社会发展至今，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是无法回避的现实。而显然，让你立于不败之地的并不仅仅是你拥有的荣华富贵，人格修养、思想力量、精神境界才是最核心的竞争力。

（四）

五年前的春节过后，大学同学组织了一场聚会。在这次聚会上，我见到了秦娟。当时在班上，秦娟的年龄最大，毕业后她便成家，这些年与大家鲜有往来。那天刚到酒店，秦娟便迎上来拉住我。多年不见，我半天才认出她来，虽然她比同班同学大几岁，看上去还是比同龄人要显老。秦娟把我拉到一边，没寒暄几句便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讲她的婚姻情况，从开始的低声讲述到撕心裂肺的痛诉，最后泣不成声。

在孩子11岁的时候，丈夫有了外遇要离婚，秦娟不同意，忍气吞声等了三年，丈夫并没有回心转意，之后又打了三年的离婚官司……如今孩子21岁了。虽然已经过去了10年，但明显看出来，她内心爱恨交织的情感还在困扰着她，这场婚姻带给她的伤痛还不曾消弭。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学会放手，你的幸福需要自己的成全。”听完秦娟的故事，也许很多人都会认为，这份感情应该放下了，早就应该放下了。在感情上，每个人持有的态度和处理方式都是不尽相同的。在这纠缠了10年的感情及婚姻里，秦娟内心所承受的煎熬、折磨和痛苦是别人无法体悟的，正如清朝词人纳兰性德在悼念亡妻所作的《忆江南》里哀叹：“憔悴去，此恨有谁知。”

2019年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离婚率连续16年上升。随着逐年攀高的离婚率，“婚姻情感咨询师”行业迅速发展起来，各类情感专家粉墨登场。“知乎”上有位情感专家，对于如何走出情感困惑，他给出了两点建议：一是投入下一段感情，二是交给时间。对于第一点建议，且别说有没有合适的“下一段感情”去投入，就从这点建议所释放出的态度，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永远达不到专家研究之深入，思想之辽阔，恕我愚钝，这一点确实没理解上去。

再说第二点。在这个崇尚速度的快节奏社会里，除了“农民伯伯”，不知道还有谁愿意寄予时间厚望。从有耕种记载的几千年中，人类在文明发展进程中得到了颠覆性的进步和发展。但究其本质，“农民伯伯”之劳作始终无大变。我没有农村生活的经历，不能感同身受“农民伯伯”祈盼“天公作美”的心情，而往往“春播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最终成了美好愿景，世间哪一年没有“颗粒绝收”的传说呢？

所以，我认为时间有很强的不确定因素。话说回来，时间可以沧海桑田，可以物是人非，可以释怀前尘往事，但并不见得适用于每一个人。再说秦娟，在这段感情里，她倾尽十年的时间。十年短吗？可是，后来呢？

80后作家晏凌羊对于解决情感问题给出了第三点建议。关于自己失婚，她在博客里写过这样一段话：“离婚之后的心理调适，进行得颇为艰难。看了很多书，关于婚姻和人性的，关于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的，甚至宗教的。每看一点，就觉得自己被疗愈了一点。”

佛学讲：“人从爱欲生忧，从忧生怖。”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具有丰富的思想，复杂的情感。感情本身是美好的，产生痛苦的根源是，明明知道今生不能执子之手，或者不能与子偕老，却难以放下心里的执念。而这种执念往往是因为太过自我，当外在的人与事达不到自己的愿望和需求，就会深陷痛苦无以自拔。在情感方面，当感性与理性相冲撞时，用理性来战胜感性从某一方面来说是残酷的，但纠缠不放的感情不单是对自己的伤害，更是对他人的一种折磨。称之为复旦女神的陈果说：“只有当一种情感高于我们自身生命的价值时，它才是爱。爱就是这样一种义无反顾、心无旁骛、自我奉献。”

情感问题是所有人一生中都要面对的。如果有哪位朋友不够幸运，需要寻找一个有效办法来解决情感问题和困惑，我建议选择第三点：读书。如晏凌羊所说：“每看一点，就觉得自己被疗愈了一点。” 第三点的优势在于可控，疗愈的进度取决于你书看的数量。

（五）

读书与饮茶似乎是标配，我也没能免俗。我对饮食需求简单，果腹即可，但对饮茶却极为“讲究”，不但对茶的口感及品质有要求，对茶具器皿也很在意。在我众多的茶具中，深得我心的是一套绿陶茶炉。茶炉为三件套，茶盘、茶炉和茶壶，手工打磨，小巧精致，古朴风雅。在过往的许多年里，或午后、或黄昏、或雨夜……我坐在窗下的茶桌前，煮上一小壶茶，开卷品读，掩卷沉思，虚度时光。功名利禄、世间纷扰、滚滚红尘与我一窗之隔。每每此时，总有一个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自我扣问：人生何求？！

2020年这场汹涌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更多人强烈地感触到生命的脆弱和无常。在岁月的长河里，每个人都是人间过客，王侯将相、平民布衣或贩夫走卒，无一例外。读书无法改变生命的长度，但是可以改变生命的深度和宽度，读书的意义在于超越了世俗和自我，建立强大的精神世界。漫漫人生，读书无疑是对抗岁月流逝的最好方式。在书里贯通古今，与伟人对话，与智者交谈，读书不仅是对生命的洗礼，更是对另外一场生命的延续。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多年与书相濡以沫，不管是失意沮丧时，还是迷茫彷徨时，我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蜷进书里，寻找属于我的力量支撑和精神家园。是读书成就了我对文字的喜爱，对世事的通达，对万物的悲悯;也成就了遵从自我的倔强，存于心底的清高，始终坚守的真诚和自律，以及不苟安于世俗的人生态度。

常常有人抱怨命运与自己过不去，梦想与现实、需求和给予总是南辕北辙，但又有谁会真正承认，其实自己就是“南辕北辙”故事里那个“犹至楚而北行”的“愚蠢人”呢？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说过：“一个人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在年富力强，富有创造力的时候发现自己人生的使命。”

现在看来，虽然母亲“望女成凤”的愿望没有得以实现，但是，我始终认为，没有沿着母亲的意愿发展是命运赋予了我不同的人生使命。

月落乌啼，天近拂晓。文章接近尾声，我起身关掉回旋了整晚的大提琴曲《Silence Speaks》。有人说，文字工作者是寂寞的。从形式上看是这样，毕竟，写作是个孤军奋战的过程。但不管是倦鸟归林的黄昏还是柳枝摇曳的夜晚，当我于寂静中把多年读书的情愫及感悟付诸笔端，让充盈的内心、深邃的精神、丰富的思想，在若有若无，余音缭绕的音乐中倾泻而出，汩汩流淌，那么，寂寞从何而来？

这几年我一直尝试写短文，尽量在两三千字把思想道尽，奈何积习难改，下笔即冗长。可以肯定的是，“收不住笔”是我对文字驾驭能力不足的体现，还可以肯定的是，在读书方面，以我多年的经历、感受及感悟，真诚地想多说几句、再说几句。作为读者的您，如果喜欢这篇文章，我知道，不是文章写的好，是您与我在读书上有共鸣；如果您不喜欢这篇文章，我也知道，是我文章写的不好，不是读书不好。

2020年4月21日于家中